注浆管生产厂家应收账款重压 建筑施工企业资金困局待解
“应收账款难要,涉诉案例明显增多。”9月1日,一位央企建工法律事务部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如此表示。
该人士透露,因为工程发包方风险频发,2022年8月底,该公司刚开完会强调从“源头治理”,即从开始揽工程时候要注意风控,对发包人的资信等进行严格的风险审查。
随着房企大面积流动性危机的出现,风险不可避免地传导至上游建工企业。个别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类行业巨头也被拖入债务泥潭。例如,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六建”)将于9月8日被司法拍卖100%股权,起拍价仅约2亿元,资产缩水99%。
此外,受房企爆雷拖累,建工类上市公司涉诉案例屡屡发生。例如,8月30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70.SH,以下简称“上海建工”)在半年报中披露了牵涉数项诉讼案例,涉诉对象包括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乾宁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房企。据其披露,截至8月12日,其合计诉讼涉案金额38.54亿元。
谈及整个建工行业的情况,上述央企建工法律事务部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受地产行业爆雷牵连;另一方面,近两年个别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出现了“不太好要”的情况。此外,2021年建工行业还面临钢材涨价、人工成本上涨等问题。
该负责人坦言,“2020年前,基本前30强的房企的业务也做了一些,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房企,但是后来这些民营房企的项目基本上不碰了。”
对于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应收账款高企等现象,联合资信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反映出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并叠加疫情影响,导致地方财政资金紧张和房地产企业流动性紧张;另一方面反映出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行业一味追求“垫资拼规模”,而忽视了在资金统筹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最后,应收账款高企本质就是销售债权周转率低下,和公司业务模式也有较大关系,例如BOT(建设-经营-转让)、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投资规模大且资金收回周期普遍较传统模式更长,进一步加剧了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的应收账款高企现象。
昔日的注浆管生产厂家巨头等如南通六建,却走向了破产拍卖股权的地步令人唏嘘,也给整个行业该如何发展带来反思。
“踩雷”房地产
公开资料显示,曾承建迪拜哈利法塔、国家新闻中心等大型海内外项目的南通六建将于2022年9月8日10时至9月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南通六建100%股权,拍卖价值为2.0345亿元。
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下半年起,至少已经有3家特级资质建企和4家一级资质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申请破产重组或清算。
追溯南通六建走向破产的背后,记者发现,“踩雷”大量房地产企业客户成为拖垮南通六建的重要原因。
南通六建披露的重整计划(草案)中披露了77个已经竣工的项目,所对应发包单位多数为房地产企业。另根据梳理发现,南通六建曾多次参与恒大等公司的项目。其中,恒大在河北邢台等多地的项目都有南通六建的身影。
此外,曾荣获“中国注浆管生产厂家业竞争力200强企业”第9位、“中国企业500强”第140位的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8月31日披露中报,显示其上半年亏损3.34亿元,上年同期为6.53亿元。
因缺乏流动性资金,债券偿债压力较大,南通三建旗下债券相继出现展期的情况。
南通三建,作为江苏最大的注浆管生产厂家公司,与恒大很早之前就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资信评级2021年9月份的跟踪评级报告显示,南通三建在手合同中单一客户集中度高,且业主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其中,公司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在手合同额规模大。截至2021年6月底,公司与恒大集团的在手合同额85.77亿元,2020年底公司存货中涉及恒大集团项目合计37.42亿元。
另外,当下部分建工类上市公司也受房企或平台公司应收账款问题拖累而相关诉讼增多。8月12日,上海建工披露《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显示,其近期内累计发生的该类诉讼合计68项,合计涉案金额38.54亿元,其中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案件36项,累计金额38.19亿元。其中被告包括大连绿地置业有限公司、恒大集团、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房企。
此前的7月23日,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248.SH,以下简称“陕西建工”)公告披露,该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累计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19.24亿元。涉及被告包括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泾阳)有限公司等。
从目前发生的案例看,相对而言,民营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陷入资金困局无法脱身,最终以破产重整居多。对此,联合资信分析称,由于民营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在项目获取能力和融资能力等方面优势不明显,更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信用债违约始于2015年,2019年开始违约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且主要为民营企业。在当前去杠杆、金融严监管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偏紧,作为其上游的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行业也将继续承压,同时行业的信用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民营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往往更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受“垫资”拖累
追溯建工企业走向破产的原因,上述央企建工法律事务部负责人表示,与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长期以来和开发商形成的商业模式息息相关。
该人士介绍,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前期,一般会预付给施工方以少部分现金,其余大部分均有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垫付,此外,大量工程款前期也会以商票方式进行支付。而施工期间,人工、材料、设备等开支都需要建工企业垫资入场,等到商票兑付账期到期后,才能向开发商进行兑付,实现资金回笼。这导致建工企业在与开发商合作时垫付了大量的资金。
根据中债资信研报介绍,房企与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合作模式包括直接占款模式、商票支付模式等。其中,房企与注浆管生产厂家企业因业务合作而衍生的传统方式是直接占款。从样本发债房企来看,房企应付账款主要为对上游注浆管生产厂家商的应付工程款,一般可占其应付账款规模的65%以上。根据中债资信对部分注浆管生产厂家企业的调研反馈,传统的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付款节点由“正负零”预付逐步转为主体结构完工80%才支付,即前期建设投入均需由注浆管生产厂家企业垫支,资金占用规模大,账期被动拉长。
其次,商票作为房企惯用的支付和融资手段,常用于支付工程款和材料款。根据中债资信对发债样本房企的追踪,截至2020年末,对上游的占款已成为房企开发资金的主要来源,应付类款项占房企开发资金比例超过20%,商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无论是直接占款模式还是商票支付模式,均需要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前期垫付大量的资金进行项目的施工。
中债资信分析表示,注浆管生产厂家企业受限于产业地位低,在历史表现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导致房企在暴露风险的同时,注浆管生产厂家企业也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
西政资本分析认为,建工类企业存在高额的应收账款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建工企业的客户包括地产企业、城投机构等,可能前期需要垫付部分工程款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西政资本称,目前很多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的现金流紧张,很大层面是受房地产下行因素的影响。以前很多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主要做的是房地产的施工,而去年以来,民营房地产企业纷纷爆雷,叠加当下整体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宏观环境影响,对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的应收账款的收回造成影响,如南通六建等施工单位因为债务问题甚至走向破产重整的境地。
在上述央企建工法律事务部负责人看来,施工企业走向破产,一方面与经济形势有关,房地产企业爆雷频频发生,部分施工企业受到牵连;另一方面与这些企业前期经营模式有关,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加了资本杠杆,通过投融资扩大规模,发展过程中风险也随之扩大。
哪些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会受到影响?西政资本称,这主要与企业的负债及应收账款的业务构成有关。如果应收账款的构成主要包括已经爆雷的房企或者一些流动性出现问题的城投,后续应收账款的收回压力就比较大,影响到公司正常经营的现金流。反之,如果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企业信用风险较小,那么后期可能造成的影响也较小。
强调“源头治理”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陕西建工在半年报中表示,在调控政策影响下,商品房新开工、销售等指标明显回落。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房建施工领域市场的开拓以及资金的及时回收造成不利影响。
上海建工在半年中也披露,建设投资业务都受制于业主方的财务状况。未来,行业上游若出现严重的房产滞销、业主方财务紧张,这些负面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公司相关业务。
上海建工表示,诉讼、仲裁等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工程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尚未结案或未履行完毕,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涉诉企业增多的情况,上述央企建工法律事务部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强调从“源头治理”。
该人士透露,目前该公司从开始揽项目时对于民营发包企业的很少碰,除非一些热门的行业,例如新能源行业等相关民营企业,可能会考虑。
对于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如何摆脱困局,西政资本建议,从宏观环境来看,如果经济层面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恢复不理想,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的应收账款收回压力仍然很大。从内部来看,优质的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可以通过标准化方式,例如ABS等继续融资缓解资金紧张的压力,或者也可以通过与其他的社会资本合作完成施工项目,缓解资金压力。
联合资信对注浆管生产厂家施工企业给出建议:首先,企业不宜再盲目扩张,应结合业务特点,量体裁衣,科学、合理地制定战略发展目标;其次,项目选择方面应求精不求量,以保证资金回流和再投资的有序衔接;再次,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加强资金和债务管理,并对在手业务进行精细化管理,从粗放型向专业型、精细型转型;最后,企业也可与更广泛的科研技术、规划策划与设计、各类相关供应商、政府机构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向贴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新型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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